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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產能過剩長效機制”，還是閉幕不久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著力抓好化解產能過剩和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這些都表明了產能過剩是目前我國經濟發(fā)展中的一個突出矛盾，也顯示了中央在化解產能過剩方面的決心。
數據顯示，我國工業(yè)的總體產能利用率明顯低于80％，有許多行業(yè)產能利用率只有70％左右，其中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汽車、家電、手機、卷煙等工業(yè)產品的產能利用率大多在50％到70％之間。而如果將龐大的在建和擬建生產能力計算在內，我國的產能過剩程度將更加嚴重。
其實，某些行業(yè)在特定宏觀周期內存在過剩產能，屬于常態(tài)現象，并非堅不可破，完全可以依靠市場辦法去調整。
如果運用經濟學的原理來看，在市場能充分發(fā)揮調節(jié)供求作用條件下，產能過剩能在經濟周期波動中得到不斷化解，當經濟增長處于上行階段，旺盛的市場需求會引導資金、技術、勞動力等要素向盈利高的行業(yè)進行配置，為此這些行業(yè)的供給就會增加。
當經濟增長處于下行階段，其實客觀上就形成一個淘汰機制，既是糾正過去過度擴張，也能淘汰一些相對落后的企業(yè)。
但就目前來看，這種市場調節(jié)的手段在我國顯然失靈，過多行政手段的干預以及各種體制方面的因素，使得在化解產能過剩方面已經積弊日久。
就具體表現來看，長久以來我國投資率過高，造成了大量資金融入投資領域，助推產能過剩，而消費率的下降，造成了產能無法被消解。
再者，地方政府由于GDP的考核機制以及地方財政的需求，盲目大干快上，加速了產能擴張。
而以往政府化解產能過剩的手段，往往依賴于行政手段，并沒有建立長效機制。時而清理，時而刺激，給行業(yè)造成了“復興”的心理預期，自愿退出者甚少。
如今，加快建立和完善以市場為主導的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長效機制已然成為新的思路。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漸進過程中，已然為利用市場化手段化解產能過剩并建立長效機制構建了基礎，尤其是財稅體制改革，干部考核制度不再以GDP為唯一標準的轉變等方面都在理順產能過剩與市場調節(jié)以及政府干預之間的關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