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人士表示,目前1個百分點的增長,相當于五年前的1.5%,更是相當于十年前的2.6%。考慮到經濟增長基數較大,適度放緩是可以接受的。
分季度看,2015年一、二季度增速均為7%,三季度為6.9%。四季度進一步放緩至6.8%,呈現出穩中趨緩的走勢,使得全年增速放緩到7%以下。縱向上看,盡管這是近25年來的最低增速,但橫向上比,在世界范圍內仍居于增長前列,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超過了25%。
國家統計局局長王保安表示,GDP增速回落的原因有國際經濟疲軟的影響,也有國內“三期疊加”因素的作用,也是主動調結構、實施創新驅動目標取向的結果。“資源環境條件、市場環境條件、供需條件都發生了變化,中國能夠取得6.9%的增長速度,確實是來之不易的。”
這一增速背后還傳遞出兩大信號。一方面,中國經濟“穩”勢不變的同時,“進”的勢頭呈現加速跡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對于未來的經濟增長不可掉以輕心。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徐紹史此前在接受《瞭望》新聞周刊專訪時也提醒,“2016年我國發展面臨的形勢可能更加嚴峻復雜,困難可能比2015年更大。要做好應對更加困難復雜局面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
這也是近期密集召開的中央部門工作會議比較一致的基調。如此局面下,多位專家表示,2016年要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緊抓住化解過剩產能和防范金融風險等工作重心的同時,還需加速培育發展新動能。宏觀調控除了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外,還要加強對市場行為和社會心理預期的引導,“外部環境的變化和唱空中國的言論,以及國內股市的大幅波動等,都會對社會預期帶來影響。要切實維護好中國發展的大局。”權威人士指出。
穩進態勢沒有發生改變
無論是經濟所處的轉型升級階段,還是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規律性制約,再或者是國際環境不利因素對國內的傳導,都使得中國經濟在這個階段不具備高增長的條件。因此,權威人士認為,目前的走勢在預判之中。
他解讀說,“圍繞6.9%的各種解讀里,"破7"也好,25年來"新低"也罷,說的都是事實,但不值得大驚小怪。只要在合理區間,調整階段速度低一點很正常。"穩進"態勢并沒有發生改變。”
一是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濟增速四個季度運行較為平穩,未出現大的波動。就業不僅平穩,還好于預期。全年新增就業突破1200萬,大城市調查失業率在5.1%左右。物價方面,居民消費價格走勢整體波動幅度不大,全年CPI上漲1.4%,其中12月份1.6%。居民收入方面,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4%,繼續跑贏GDP增長。其中,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7.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6.6%。城鄉居民收入倍差進一步縮小。
二是結構調整有新進展,轉型升級穩步推進。產業結構繼續優化。產業結構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變的過程中,第三產業的比重進一步提高,全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0.5%,比上年提高2.4個百分點,高于第二產業10.0個百分點。
需求結構進一步改善。全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66.4%,比上年提高15.4個百分點。盡管消費比重提升與“三駕馬車”的此消彼長有關,但這一變化符合產業增長趨勢,也符合經濟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需求格局變動的規律。
區域結構協調性增強。中、西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分別增長7.6%和7.8%,分別快于東部地區0.9和1.1個百分點;中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長15.7%,快于東部地區3.0個百分點。
節能降耗繼續取得新進展。全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比上年下降5.6%。
三是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新產品為代表的新生動力繼續孕育成長。產業分化調整態勢繼續深化。以傳統行業為代表的鋼鐵、水泥、建材、有色等領域,無論是行業層面還是企業微觀層面,生存都越加艱難。但符合產業發展方向的戰略新興產業,以及和居民消費結構升級密切相關的行業繼續保持較快增長。
比如,全年高技術產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0.2%,比規模以上工業快4.1個百分點,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提高1.2個百分點至11.8%。實物商品網上零售額比上年增長了31.6%。“沒有粗放的產業就不會有調整,沒有調整就不會有產業結構的升級。這種分化本身就是產業升級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前述權威人士說。
四大風險不容輕視
雖然經濟總體態勢沒有變,但困難和風險也在增加。一位部門研究機構人士分析說,“2015年下半年以來,國際國內都出現了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尤其需要關注。”
一是外部環境更加復雜嚴峻。外部環境對中國的影響已經超出了過去的進出口這一單一通道,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正在由一條線轉變為一個面。
從出口本身看,發達國家再工業化和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競爭的雙重擠壓越來越大。不論是中國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還是轉型升級過程中出現的一批機電產品,都面臨巨大的競爭和挑戰。2015年,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7%。首次出現進口和出口雙降。
金融市場的動蕩和匯率變化的沖擊,是外部環境帶來的又一壓力。當前,美元升值帶來了世界金融格局的調整和動蕩,引發資本流動格局的變化。對于中國而言,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大,國內資本流出的壓力加大,外匯儲備減少的壓力也在加大。美元主導的金融格局動蕩帶來的風險在上升。
徐紹史早前對本刊談及2016年經濟發展形勢時也提及,世界經濟復蘇基礎相當脆弱,國際貿易低速增長,美聯儲加息進程啟動,以原油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震蕩回落,加上地緣政治沖突加劇,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都會通過匯率、投資、貿易等渠道影響我國經濟發展。
二是國內實體經濟遭遇困難。其困難更多集中于工業領域的傳統行業內。我國目前是傳統產業占主導地位的產業結構,傳統產業體量大、影響面廣。在PPI連續46個月負增長的情況下,不少企業營業收入、利潤都受到擠壓,企業的資金周轉、再生產、生產預期都發生了變化。“企業盈利能力下降,市場預期不穩、信心不足,大企業投資意愿不強,中小企業經營困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對于國內經濟壓力,徐紹史如此表述。
三是通縮壓力上升。當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繼續下跌,石油價格低至30美元以下。這給國內帶來了不小的通縮壓力。國內物價指數全年在2%以下運行。全年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比上年下降5.2%,全年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比上年下降6.1%。結構性通縮壓力積聚。
四是財政金融風險上升。目前企業經營困難,地方政府財政收支矛盾加大。房地產庫存高企,清理僵尸企業等,都可能會加大銀行的不良資產。加強風險監測預警,妥善處理風險案件,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和區域性風險的底線,成為新一年金融工作的重點。
把準經濟解壓三大途徑
盡管中國經濟面臨著周期性矛盾、階段性矛盾和國際化矛盾相互交織的問題,但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并沒有變。中國城鎮化工業化都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中西部所需投資規模將釋放出巨大增長潛力;消費結構升級將引領和擴展新的消費空間,孕育出新的消費增長點。
權威人士由此指出,中國經濟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潛力。從中長期維度看,當前所面臨的問題都是這一階段必經的陣痛。由于當前不少問題靠單一需求政策調整難以解決,所以中央提出了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指向。
結合當前經濟運行態勢,研究人士對《瞭望》新聞周刊表示,破解經濟下行壓力,需要把準三大路徑。
其一,做好去產能工作。目前去產能已有了一些實質進展。部分傳統行業在市場環境的倒逼下已經開始主動壓產能。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不僅增速在下降,產量也出現了下降。政府應順勢而為,加大這方面的改革力度。“通過對長期積累的過剩產能的化解,以及對僵尸企業的清理,才能真正破解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結構性難題,打開長期增長的通道。”該人士說。
其二,加速推進創新驅動的增長支撐。2015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實際增長12%,這一不盡如人意的指標背后也有其積極一面。王保安說,從工業增長速度來講,這會影響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但從發展目標看,這恰恰是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結構優化升級的必然要求,也是轉型升級陣痛期的正常表現。比如,六大高耗能工業回落速度最明顯,這就為綠色發展理念的落實,資源環境瓶頸的破解,產業結構的升級騰挪了空間。“眼前看速度雖然回落了,但長遠看恰恰是我們的目標所在,也是我們的戰略取向所在。”
這也對創新發展提出了更緊迫的要求。研究人士表示,需要深入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把科技創新和體制機制創新更好結合起來,擴資源、拓空間、優環境,激發創新創業創造活力。
其三,加強預期和信心的引導。美元主導的資本流動加劇使得外部風險上升,國內股市大幅度調整,唱空中國的言論沉渣泛起,都對民眾和企業家心理預期帶來較大影響。預期的變化會帶來連鎖反應,因此需要通過對市場行為和社會預期的引導和管理,重塑發展的信心,維護發展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