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中美關系何處去？

近日，美國向全球揮動“關稅大棒”。尤其針對中國，關稅層層加碼。關稅、技術封鎖對中國會起作用嗎？中美關系何處去？全球秩序重構，在不確定中，如何化解分歧？中國經濟面對怎樣的挑戰？

美國前副國務卿、世界銀行前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指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策略加劇了單邊主義傾向，引發國際社會信任危機，加征關稅的實際效用令人質疑，保護主義政策可能削弱美國競爭力，并呼吁中美通過務實對話避免沖突，尋找合作基礎。

佐利克曾服務于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三屆政府，并擔任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時美方談判代表。在當下時間節點，他的見解反映了重要的理性聲音，為理解中美關系及全球重構提供了多維視角。

關稅大棒、技術禁運對中國有用嗎？

佐利克認為，特朗普自視“交易談判高手”，對中國，正如他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采取的策略如出一轍：除非你像加拿大和墨西哥那樣幫助我處理問題，否則我會提高關稅。然而多數經濟學家質疑這種以單一貿易指標主導外交決策的方式是否合理?。

從目前形勢來看，可能會看到未來中美體系間將出現一定程度的脫鉤。真正的挑戰在于：這種脫鉤將對全球經濟和一體化進程產生何種影響？

佐利克認為，關稅政策的實際效用值得質疑。他一針見血地說：應以務實態度認知現實，切勿自欺欺人。各國有時只是將關稅作為談判籌碼。但任何國家，若真想以提高關稅來保護本國產業，那終將導致產業效率低下，生產力萎縮，削弱國家競爭力。

事實上，在佐利克看來，美國兩百多年來的核心優勢，恰恰在于其對商品、資本、思想及人才的開放與包容?。若審視硅谷便會發現，全球人才匯聚創業的企業家群體，正是美國優勢的真實寫照?。

“小院高墻”策略真是解決中美關系的有效手段嗎？

至于技術方面禁運，中國科技發展引發了美國的焦慮和恐慌，并衍生出網絡安全問題與技術發展爭議。然而佐利克表示，回顧美國過往的出口管制，短期雖能延緩中國的技術進程，但并不能阻止科技發展。以半導體芯片為例，雖然可以時間上遲滯，成本更高，但中國依然有辦法獲得自己的半導體芯片。

對于特朗普政策的急速轉向，已經引發美國國內與外界的廣泛困惑。佐利克認為，特朗普自視為“交易大師”，奉行交易性思維，而非傳統建制派的體系性視角，那種多邊共贏全球經濟共榮理念已被摒棄。

當前這種情況能持續多久？

揮舞關稅大棒后，近期美國標準普爾 500 指數、納斯達克指數以及道瓊斯指數均創下 2020 年 3 月以來最大單周百分比跌幅。全美爆發多場示威活動。

佐利克認為，特朗普總統高度關注市場動態，因此市場反應必將成為他的重點觀察指標。但作為交易型決策者，他明確表示愿意承受陣痛來實現戰略目標。“我們仍需確認這種狀況的持續時間以及是否關稅政策會引發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美國民眾不會想看到這樣的結果。”

中美關系展望

與“中國威脅論”不同，佐利克任美國副國務卿時，提出了中國是國際社會“利益攸關方”，被視為華盛頓的“擁抱熊貓派”。任美方貿易談判代表期間，他主張推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他記得自己首訪中國，是1980年在香港進行學術交流時，由澳門入境廣東，僅短暫一日。所見是貧困的中國：集體農場、民眾清一色藍灰布衣，與今日上海街頭斑斕景象截然不同。他見證了?中國如何完成歷史性蛻變。每次走訪后，都深感觸動，目睹中國人民既勤勞奮進，又充滿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精神。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成功使數億人口擺脫貧困，堪稱人類發展奇跡。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如何讓這兩個國家實現雙贏？

佐利克認為：中國和美國都是幅員遼闊的大國。若兩個最強大的國家陷入沖突，對彼此和世界都無益處。他擔心未來中美體系間將出現一定程度的脫鉤。真正的挑戰在于：這種脫鉤將對全球經濟和一體化進程產生何種影響？

他認為，在當前形勢下，關鍵取決于兩國元首能否達成共識性安排，其次是防止誤判，嘗試尋找可共同推進的合作基礎，繼而探討如何實現雙方的經濟利益共贏，然后進一步探索氣候變化等其它可以合作的領域。實際上，合作需以信任為根基，以及對彼此立場的理解。

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

作為世界銀行前行長，佐利克多次到訪中國。談及中國自身經濟建設面臨的挑戰，他認為近期中國與民營企業家們的座談會，是釋放務實應對的信號，接下來需要為民營經濟創造良好的運營環境。

佐利克表示，中國的另一個挑戰是：需求將從何而來？以往過度依賴投資、基建和出口來拉動需求。但中國居民消費率同全球相比長期偏低，僅占約39%，而美國則達70%。回顧世界銀行2012年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合作報告，提出了中國應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以提振消費等方案。若自己是美國財政部長，將著重探討如何與中國就其結構性改革進行對話，這樣既有助于中國自身發展，也有利于緩解部分全球性失衡。

失序和全球重構

為何如今人們認為，美國的政策已經失去了全球性的使命感？佐利克認為，所謂“美國優先”“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其實是狹義的國家利益觀，特朗普式制度已經沖擊國際秩序基礎，無論北美大陸，還是歐洲。加拿大與墨西哥已經難以保持對美國的信任。我們正身處格局重構的時代。他更擔心國際體系是否會退化為大國強權政治：世界不是冷戰，卻更接近1900年代列強格局，需要大國之間博弈協調，避免沖突，維持穩定。以史為鑒尤為重要。

對此，他說出自己多年擔任政商要員的感悟：

世界并不完美，但只要能夠推進問題解決，便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