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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研究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等重大議題。習近平總書記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需要，要認真落實黨中央部署，加強協調配合，形成推進合力。
會議為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繪制了清晰的“路線圖”。從2022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印發，到今年《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公布，再到此次會議的重磅部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一步一個腳印。會議提出“五統一、一開放”的市場建設基本框架，針對治理低價無序競爭、規范政府采購等難點精準施策，標志著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進入從制度設計轉向落地見效的關鍵階段。如何將這份“路線圖”轉化為可操作的“施工圖”，成為下一步改革攻堅的重中之重。
明確“五統一、一開放” 破除壁壘激發活力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階段。隨著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深度調整和國內市場規模持續擴大，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為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會議提出“五統一、一開放”的基本要求，即統一市場基礎制度、統一市場基礎設施、統一政府行為尺度、統一市場監管執法、統一要素資源市場，持續擴大對內對外開放。這一重要部署既立足當前破除市場壁壘的迫切需要，又著眼長遠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考量，為加快建設高效規范、公平競爭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指明了實踐路徑。 “長期以來，地方保護主義通過行政壁壘、差異化準入標準及隱性政策限制，形成市場分割格局，嚴重阻礙生產要素跨區域自由流動與優化配置。”巨豐投顧投資顧問總監郭一鳴對中國工業報表示，“五統一”方面，從制度供給、硬件設施、政府行為、市場監管及要素市場等維度實施系統性改革，為市場經濟體系搭建標準化底層架構，從根本上打破地方保護主義。“一開放”則是通過持續擴大對內對外開放，引入多元市場主體與競爭要素，激活市場活力，促進資源在更大范圍內的高效配置，進而推動商品、資本、勞動力及技術等要素在全國市場的無障礙流通，暢通國內大循環的經濟脈絡。 具體而言，中國商業經濟學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原副院長宋向清向中國工業報逐項分析道，首先看統一市場基礎制度。清晰明確的產權保護制度讓企業在全國范圍內的合法權益都能得到有效保障，無需擔心因地域不同而遭受地方保護主義的不公平對待，能夠放心地進行跨區域投資、生產與銷售，促進資本、技術等要素跨區域流動。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使各地市場大門同等敞開，企業可依據自身實力和市場前景自主選擇進入不同區域的市場，打破地方設置的不合理準入壁壘，為國內大循環疏通市場準入的“血管”。 其次看統一市場基礎設施。交通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如高鐵網絡的不斷完善、高速公路的加密與優化等，大大縮短不同區域之間的時空距離，降低物流成本。信息基礎設施的高標準聯通，如5G網絡的廣泛覆蓋、工業互聯網的建設等，使企業間的信息交流更順暢、更高效，便于企業開展跨區域的生產協同、供應鏈管理等活動，推動產業在全國范圍內的布局優化，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為國內大循環注入強大動力。 第三看統一政府行為尺度。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和行為準則，政府從市場活動的直接干預者轉變為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和服務者。地方政府不能再通過給予本地企業稅收優惠、補貼等不正當手段來排擠外地企業，而是要通過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優化營商環境等方式來吸引企業投資和項目落地，這有助于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促進各類企業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競爭與合作，推動國內大循環的良性運轉。 第四看統一市場監管執法。統一的監管標準和執法尺度能消除地區間的監管套利空間，企業無論在何處經營，都需遵循相同的監管規則，這不僅規范企業的行為，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還可以增強市場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能促進商品的跨區域流通，推動國內大循環的形成。 第五看統一要素資源市場。打破地域限制的要素資源市場，使得勞動力可以在不同地區根據就業機會和個人發展需求自由流動，企業能夠在全國范圍內招聘到合適的人才，滿足自身發展的人力資源需求；資本也能跨越區域界限，流向更有投資價值和回報潛力的項目與地區，提高資本的利用效率；技術、數據等新型要素也能在更大范圍內實現共享與交易，促進創新資源的優化配置，加速科技成果的轉化與應用，為國內大循環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新動力和要素支撐。 第六看持續擴大對內對外開放。對內開放進一步加強國內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與合作，促進區域間的產業轉移、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推動中西部地區更好地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實現產業在區域間的梯度發展，拓展國內市場的縱深與廣度，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對外開放的擴大則使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深度融合，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國外先進技術和高端要素資源流入國內市場，提升國內產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也促使國內企業積極拓展海外市場，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通過參與國際競爭與合作，推動國內產業不斷升級，以更高水平的開放促進國內大循環的高質量發展，同時也使國內大循環成為吸引全球資源要素集聚的強大磁場，增強我國經濟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低價競爭嚴監管 以品質創新引領產業升級 當低價競爭成為某些行業的“生存法則”，當落后產能拖累產業升級步伐，企業如何跳出內卷困局？針對企業關切的競爭環境與轉型問題，會議要求“依法依規治理低價無序競爭，引導企業提升產品品質，推動落后產能有序退出”。 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周平錄對中國工業報表示，治理低價無序競爭，實質上是為了遏制擾亂市場秩序的惡性競爭行為，防止“劣幣驅逐良幣”，保護公平競爭環境，這對于中小企業的長期發展也是一種保護。“治理低價無序競爭，不是要‘一刀切’地打壓中小企業，而是要營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小企業如果長期依賴低價策略參與市場競爭，不僅難以形成核心競爭力，更易引發行業性價格戰，導致市場生態惡化。”郭一鳴說道。 在宋向清看來，既要治理低價無序競爭，又要“規范市場”與“保護中小企業活力”，這涉及如何平衡政策和監管、政府與市場、協同與創新等層面問題。可以考慮推進的平衡方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方面： 一是分級分類監管。根據企業的規模、行業特點以及市場競爭狀況等因素，對市場主體進行分級分類監管。對于大型企業，因其在市場中影響力大、資源豐富，嚴格監管其定價行為、市場競爭手段等，防止其利用優勢地位進行低價傾銷等不正當競爭行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對于中小企業，則側重于引導和幫扶，在規范其基本經營行為的前提下，給予一定的容錯空間和發展機會，通過提供政策輔導、技術培訓、資金支持等方式，幫助其提升競爭力，激發其創新活力，避免因過度監管而抑制其發展。 二是建立競爭審查機制。加強政策制定環節的競爭審查，對涉及市場主體經濟活動的規章、規范性文件以及其他政策措施進行公平競爭審查，防止出臺具有地方保護主義色彩、限制中小企業公平競爭的政策措施。同時，對已經出臺的政策措施定期進行評估和清理，及時廢除或修改不利于中小企業發展的不合理規定，確保政策的公平性和一致性，為中小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政策環境。 三是促進產業協同與創新生態建設。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引導，推動大中小企業在產業鏈上下游協同合作，形成產業集群和產業生態。中小企業可以在產業集群中與大型企業建立穩定的合作關系，利用大型企業的技術、資金、市場渠道等優勢，實現資源共享與優勢互補，降低經營成本和市場風險；同時，鼓勵中小企業開展協同創新，加強與高校、科研機構等的產學研合作，提高自身的技術創新能力，開發具有差異化和高附加值的產品與服務，提升市場競爭力，從而在規范市場的前提下，實現中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治理低價無序競爭需通過制定明確的市場準入標準和行為規范來實現，既要打擊不正當競爭行為，也要為中小企業創造有利的發展環境。企業應當積極適應新規，提升自身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增強市場競爭力。”盤古智庫高級研究員余豐慧告訴中國工業報。 企業適應新規，需要快速調整經營方式。中國企業資本聯盟副理事長、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柏文喜對中國工業報表示，企業應提升創新能力，加大研發投入，提高產品附加值，通過技術創新和模式創新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強市場競爭力。企業還需優化經營模式，加強與上下游企業的合作，優化供應鏈管理，提高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 宋向清進一步建議，首先要強化品牌建設與差異化競爭。企業應加大對品牌建設的投入，提升品牌形象和品牌知名度，通過品牌的價值主張和文化內涵吸引消費者，提高消費者的忠誠度和產品的附加值。同時，深入挖掘市場需求，開展差異化競爭，針對特定的消費群體、應用場景或產品特性，開發個性化的產品或服務，滿足不同客戶的多樣化需求，擺脫單純依靠價格競爭的困境，以獨特的品牌形象和差異化的產品服務在市場競爭中占據一席之地。 其次，要優化成本結構與運營效率。在規范市場競爭的新環境下，企業需要更加注重成本控制和運營效率的提升。通過優化生產流程、采用先進生產技術、加強供應鏈管理等措施，降低生產成本和運營成本；同時，提高企業的信息化管理水平，實現業務流程的自動化和智能化，提升企業的運營效率和決策科學性，從而在保證產品質量和服務水平的前提下，以合理的成本提供產品或服務，增強在市場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和盈利能力。 第三，要加強合規管理與風險防控。企業應建立健全內部合規管理體系，加強對市場競爭法律法規的學習和培訓，確保企業的經營活動符合相關法規要求，避免因違規行為而遭受處罰和聲譽損失。同時，關注市場動態和政策變化，加強市場風險、政策風險等的監測與分析，提前制定應對策略，降低企業面臨的各種風險，確保企業的穩定發展。 破解市場分割難題 內外貿融合謀新機 在全球經濟格局深刻重塑、國際經貿秩序加速重構的新形勢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已成為我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戰略路徑。會議強調“著力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暢通出口轉內銷路徑，培育一批內外貿優質企業”，助力企業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 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正是要破解市場分割難題，激發企業活力，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這不僅有助于企業拓展市場空間、增強抗風險能力，更是打通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優化資源配置的關鍵舉措。余豐慧指出，內外貿一體化對企業供應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提高供應鏈的透明度和靈活性、加強供應鏈風險管理能力以及優化庫存控制策略等方面。 周平錄同樣認為，在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的過程中，企業的供應鏈管理將面臨新的挑戰，比如需要同時滿足國內外不同的消費偏好、銷售渠道和交付節奏，這對多渠道協同、柔性生產能力和庫存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企業只有加快數字化轉型，提升供應鏈的響應速度與適配能力，才能實現從“外銷導向”向“內外兼顧”的高質量升級。 宋向清進一步強調，內外貿一體化使企業面臨更多的供應鏈風險，如匯率波動風險、貿易政策風險、市場需求不確定性風險等。匯率波動會影響企業的出口利潤和成本，貿易政策的變化可能導致出口受阻或內銷面臨新的政策壁壘，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則增加了企業庫存管理的難度和市場預測的復雜性。企業需要加強供應鏈風險管控體系建設，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對各類風險進行實時監測和評估，制定相應的風險應對策略，如采用金融工具鎖定匯率風險、加強與政府部門的溝通及時了解政策動態、優化庫存管理策略等，降低供應鏈風險對企業的不利影響。 與此同時，通過暢通出口轉內銷路徑，支持外貿企業深耕國內市場，同時培育一批內外貿協同發展的優質企業，能夠有效促進供需高效銜接，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為企業深度融入“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撐。 宋向清分析表示，出口轉內銷路徑的暢通，一是需要完善并優化渠道拓展支持政策。政府應鼓勵電商平臺、商超等零售企業設立出口轉內銷產品專區或專柜，為出口企業提供更多的銷售渠道；同時，舉辦各類出口轉內銷的促銷活動、展會等，幫助企業搭建與國內采購商和消費者的對接平臺，提高產品在國內市場的知名度和銷售量。 二是要妥善制定標準認證國內外銜接政策。由于國內外產品標準和認證要求存在差異，政府應加大對出口企業轉內銷的標準認證支持力度，如簡化標準轉換的審批程序、提供標準轉換的技術指導和培訓服務、對相關認證費用給予補貼等，幫助企業盡快使產品符合國內市場的標準和要求，順利進入國內市場。 三是要進一步強化和優化稅收及財政扶持政策。對出口企業轉內銷給予稅收優惠，如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與優化，確保企業在國內銷售產品能夠享受與國內企業同等的稅收待遇；同時，設立專項財政資金，對出口企業在轉內銷過程中遇到的市場開拓、品牌建設、技術研發等方面的費用給予適當補貼，緩解企業的資金壓力，促進其順利過渡。 規范與改革并舉 掃清制度障礙 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必須破除制約經濟循環的制度性障礙。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在采購招標、招商引資等領域仍存在不規范行為，部分干部政績觀存在偏差，加之財稅統計等制度設計尚不完善，導致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現象時有發生。 為此，會議強調要從規范政府行為和完善制度設計兩個維度協同發力：一方面，“規范政府采購和招標投標，加強對中標結果的公平性審查”、“規范地方招商引資，加強招商引資信息披露”與“引導干部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完善高質量發展考核體系和干部政績考核評價體系”；另一方面，“持續開展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健全有利于市場統一的財稅體制、統計核算制度和信用體系”。這些舉措既著眼于破除顯性壁壘，又著力消除隱性障礙，通過制度創新為各類市場主體營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為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 周平錄指出，招商引資信息披露規范化的核心目的是提升政策的透明度、公平性和可預期性，防止“暗箱操作”和無序競爭，這并不意味著削弱地方政策的靈活性。相反，規范化能夠促使地方政府通過陽光化的競爭機制，從單純“拼優惠”轉向更注重“拼服務”和“拼環境”，實現招商方式的轉型升級。為了確保地方經濟競爭力，應鼓勵各地在統一規則框架下，根據自身優勢因地制宜創新招商模式，比如提供定制化產業服務、優化營商環境以及強化產業鏈配套能力，推動招商引資向制度化、法治化和專業化方向發展，從而實現更加有序和高質量的競爭與發展。 “地方政府應主動加強與其他地區的產業協同合作，共同制定區域產業規劃，明確各自在產業鏈中的定位和優勢，避免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通過產業協同，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形成產業集聚效應，提升區域整體產業競爭力。”宋向清建議道。 財稅體制和統計核算制度的改革，是推進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兩項重要基礎保障，二者需要緊密協同、同步推進。周平錄表示，統一的財稅體制能夠消除不同地區之間因稅收政策差異帶來的“區域保護”現象，避免企業為規避稅負而遷移或分散，促進資金、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全國范圍內更加自由流動，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和效率提升。 同時，完善的統計核算制度則為市場運行提供了準確、及時且具有可比性的數據支持，幫助政府科學判斷市場運行狀況、及時發現問題，并合理設計和調整相關政策。通過統一財稅政策和統計標準，既保障了全國市場規則的一致性，避免出現因數據口徑不同而導致的決策偏差，也提升了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服務能力。這樣的制度配套不僅推動了市場的制度銜接，更為企業提供了透明、公平的營商環境，有效支撐了全國統一大市場的高效運轉和健康發展。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和廣泛影響的系統性工程，其推進將進一步優化我國經濟的空間布局和資源配置方式。從觀察來看，這一進程將促進產業的跨區域轉移與整合，推動中西部地區更好地承接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加快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縮小區域間經濟發展差距，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同時，隨著市場準入、監管標準等的統一，行業內的競爭將更加充分和公平，有利于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和市場競爭力，推動產業升級和新舊動能轉換。”宋向清表示，然而，在推進過程中也面臨著一些挑戰。例如，地方政府觀念的轉變和利益協調較為復雜，一些地方可能因擔心自身財政收入減少、經濟增長放緩等原因，對打破地方保護主義存在抵觸情緒；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差異較大，在實現統一市場的標準和規則時，需要充分考慮地區間的特殊性和多樣性，避免“一刀切”的做法，以確保改革措施能夠順利落地實施。 未來，要確保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取得實效，需要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和統籌協調，強化部門間的協同配合和政策協同發力；加強對地方的宣傳引導和監督考核，促使地方政府真正轉變觀念和發展方式，積極主動地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充分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共同推動我國經濟向更高質量、更具活力的發展階段邁進。
